一、把幸福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
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过年回到家乡，总免不了被七大姑八大姨一通“盘问”：在哪上班啊？工资多少啊？有对象了吗？买房了没？买车了吗？……让人感觉这不是回家，倒象是进了公安局的审讯室。
亲戚们都说：“这是我们关心你啊！”真的是这样么？如果你月入过万，某个姑说：“哎呀，高收入啊！我儿子娶媳妇要买房，先借我十万呗！”你说还没买车，某个姨又说：“哎呀，我家闺女找的对象条件可好了，开着大奔天天接送她上下班！”
这些人兴奋地围着你“审问”，打着关心你的大旗，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八卦之心。
学历、工作、收入、房子、车子……这些常常是人们用来衡量一个人过得好与不好的指标。用这个指标，如果一个人拥有的是在大多数人之上，那么他会被认为是成功人士，否则就是屌丝。但是，一个人内心是否能感受到幸福，你认为这些身外之物真的可以度量吗？
评价一双鞋是不是好鞋，可以看它的款式、做工、材质、价格等等，但对我来说，它是否让我感觉舒适，才是评价它优劣的根本标准。当然，也许对我来说不是一双好鞋，但对于另一个人可能正合心意，所谓“鞋子好不好，只有脚趾头知道”，一个人过得幸福与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于老板来说，公司生意兴隆、日进斗金能让他愉悦；对学生来说，饱读诗书、游历四方能让他满足；有人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为最大的享受；有人喜欢在咖啡馆一边享受香浓的咖啡，一边翻阅一本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受幸福的方式，但幸福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衡量和量化，从而有效地提升幸福感呢？
这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就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幸福？人们因何而幸福？如何让自己更幸福？
作者麦克·维金是丹麦哥本哈根幸福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分析、理解并创造幸福，探寻人类幸福快乐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此之前，他在一个大型智囊机构任国际事务主管，工作稳定，待遇优厚。但他觉得这样的工作并不能让自己感到幸福，于是辞职，创立幸福研究所，专业研究幸福。
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麦克·维金一开始也是举步维艰，他以从未有过的努力对待工作，却收入惨淡，甚至落魄到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和两只猫“抢地盘”！但麦克·维金说，在这段全力投入的日子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幸福。
迈克·维金的日常工作是探寻世界上那些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的秘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寻找幸福”的话题，收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他发现，无论是哥本哈根骑车的上班族，墨西哥路边摊的经营者，印度的出租车司机，还是阿联酋的部长，虽然大家所处的地域文化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但是获得幸福的路径却异曲同工。
阅读这本书，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幸福感，或许你会改变一些曾经的想法，重新考量自己的价值观，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
书的封面上有一个丹麦词汇，LYKKE，意思是幸福快乐。作者从凝聚感、金钱、健康、自由、信任、与人为善这六个衡量幸福的维度，用九个章节进行了探讨，并将研究数据和人们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详细地介绍了提高幸福感的方法，帮助我们一步一步走向幸福，逐渐达到期待的生活状态。
比如面对金钱，通常人们认为钱赚得越多越好。一个父亲为了挣更多的钱，也许会把陪伴孩子的任务完全交给母亲，但是他如果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也可以选择放弃一些收入，换来更多与家人相伴的时间。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有效提升了丹麦人的幸福感。
健康对幸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很多大城市中，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年轻时拿命换钱，年老了拿钱买命”是一部分人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失去健康，一切成就将失去意义，文中我们将会探讨上班族如何利用零散时间保持健康的问题。
能够拥有选择生活的自由是另一种幸福。也许你的父母认为，当一名医生或者律师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你的内心知道，音乐才是你的快乐源泉。迫于生计或者家庭压力选择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方式，即使能赚来足够多的钱，也并不一定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
刻意放手，站在正确选择的那一边，放弃所谓世俗标准的幸福，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幸福感。
让我们打开这本不仅有趣，而且充满幸福感的生活方式读本，把幸福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一起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吧。
二、什么是幸福？如何衡量幸福？
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路人，问：“你幸福吗？”即使没看过这些采访视频，我们也可以大致想象到路人的反应：一脸懵，半天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幸福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朋友结婚，大家都说：祝你们幸福！对单身的朋友说：祝你早日找到幸福！看到和和美美的一家人，不由得感慨：你们真幸福！似乎幸福是非常具体的一件事。但是当我们自己突然被问道：“你幸福么？”大家却懵了：幸福？什么是幸福？我幸福么？
英国作家托尔多在其代表作《魔戒》中有这样一段对白：
“山姆，我们抱着什么信念？”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并非不可救药，佛罗多，它值得我们为之战斗。”
这段对话告诉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并努力让它变得更好，这样的使命感让人感受到幸福。历史上的伟人大多是抱有崇高的使命感，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奋斗，从而名垂青史。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相信自己以后能生活得更好，并为之奋斗，也是幸福的来源。
《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的作者有一个叫瑞塔的朋友，她在苏联时代的拉脱维亚长大，物质匮乏是她对当时的生活最清晰的记忆。偶尔买到一串香蕉，看着它慢慢由绿变*，在瑞塔看来就像魔术一样神奇。年幼的瑞塔以为这个世界只有黑、灰、棕三种颜色，但她的爸爸却带着她展开一场寻宝之旅，在灰暗的城市中寻找其它颜色，发现世界的美和善。
对于绝大多数八零、九零后来说，物质匮乏是父辈，甚至祖辈的故事，与当今生活已经没有太大关系。我们现在担心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高发病率，为减肥之难而愁眉不展，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这些事情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幸福感。
年，全世界的社交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张照片：一个4岁的金发小女孩，高举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清澈的大眼睛里充满恐惧，身后的背景是一片废墟。
这张照片拍摄于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处的难民营，小女孩以为摄影师的镜头是杀死她父亲和无数亲友的枪口，死亡的恐惧让她立刻做出“投降”的姿势。
和这个随时遭受死亡威胁的小女孩相比，我们能够为高血压、肥胖、脱发这些事情烦恼，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幸福”呢？
幸福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是否幸福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主观感受，甚至只是某一时刻的感受。就像评价一双鞋，它款式新颖、用料和做工考究、价格公道，理应算是一双好鞋。但俗话说得好：鞋子好不好，只有脚趾头知道。只要这双鞋不合脚，它就不是一双好鞋。
作者坚信，幸福与否最准确的判断源于自己，不同的个体所体味的幸福常常大相径庭。不仅是不同的东西带来的幸福感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件东西带来的感受也可能完全相反。
换季的时候到了，我们从一件闲挂在衣橱大半年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元钱，它会让我们像中奖一样开心，有可能会拉上家人或朋友一起大吃一顿，这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元就能让我们如此快乐，那么两万元是不是能让我们增加10倍的幸福感呢？年底了，公司发给你两万元的年终奖，你会非常开心，但倘若你知道部门其他同事的奖金都拿到了三万元，这十倍的奖金带来的就是十足的挫败和沮丧。
定义幸福感是非常困难的，它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衡量幸福感更困难，很难用具体指标或其它客观标准来量化。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那双鞋虽然不适合我，但如果适合我的好友，朋友喜欢，我也能分享他的幸福；虽然今年我的奖金比同事少，但已经比去年翻倍了，这仍然能体现我的进步和领导的肯定。就像瑞塔的父亲带着她，在灰暗的城市里也能寻找到色彩，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也能发现世界的美和善一样。
作为专业的幸福研究人员，麦克·维金当然不会把幸福简单地定义为“你高兴就好”。他分析了《世界幸福报告》中最幸福和最不幸福的几个国家的差别，把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六个因素：团结或社群意识、金钱、健康、自由、信任和友善。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丹麦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非洲的贫穷落后地区，这六个因素都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对这些事物的态度，决定了同一环境下，不同的人幸福感的差别。
为了区分眼前的快乐和整体的幸福，麦克·维金提出了衡量幸福的两个维度：情感维度和认知维度。
情感维度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刻的幸福感受，比如我们发现遗忘在大衣兜里的元钱、得知考试取得了好成绩等等。
认知维度是对自己经历的一整段人生历程的总体感受。比如经历了三年炼狱般的高中生活，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终于和同事一起攻克项目难关等等。
站在更高的高度，麦克·维金还提出了第三个衡量幸福的维度：目的和使命维度。这个维度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解释：好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带着目的和使命。
本书主要聚焦于人们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即认知维度上对幸福的感受，同时也会探讨生活的目的和使命。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让我们和麦克·维金一起，探寻幸福的奥秘，即如何才能更加幸福。
三、社会转型对人际关系的冲击。
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里，对动物的利他行为曾经做过一番分析。
有一些鸟类在集体觅食的时候，会安排一个哨兵，它的职责是站在高处的枝头负责警戒，如果有老鹰来临，它便急促地啼叫，招呼同伴一起逃命。这个哨兵的处境有多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它高高在上并大声鸣叫，更容易吸引老鹰的注意。
以前，人们总是将类似的利他行为视为人类独有的崇高精神，对动物这种利他行为无法解释。道金斯认为，这种利他行为恰恰是对个体最有利的生存策略。
如果哨兵看见老鹰后默不作声原地不动，并不能躲过老鹰锐利的眼睛，而且很可能被视作病弱的个体而优先猎杀；如果哨兵独自逃跑，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任何捕猎者都会优先追杀落单的个体。所以，叫上同伴一起逃跑才是最优策略，能将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
像鸟类一样，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类也是依靠家族和部落内部的团结协作来对抗自然界和外敌。这种协作的基本特点是规模较小，成员相对固定，信用体系是在长期的协作过程中建立的。现代社会中，人员大范围流动，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大量陌生人之间的临时合作，对传统社会的信用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本章开篇，麦克·维金回忆了一段他小时候和家人共度的时光。“我光着脚站在草地上，脸被温暖的篝火烘烤着，手里攥着一块刚出炉的新鲜面包，父母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说不清什么是幸福，但现在我很确定就是这种感觉。”
人类大约在万年前学会用火，围着火堆分享食物大概是人类最美好、最深刻的记忆。现如今，很多人都对烧烤情有独钟，其实，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食物的美味，更是刻在基因里的那种围坐在火堆旁的温馨共享时光。
麦克·维金说，他作为一个孩子，在这种活动中不仅感受到了幸福，“还有群体的感觉，归属和家的感觉。”分享食物不仅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还培养了人们的群体意识，这些都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麦克·维金的研究和《世界幸福报告》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最幸福的国家的人民都有很强的群体意识；最幸福的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都有值得信赖的人可以依靠。
文中特意提到了美食文化浓厚的法国。法国人非常注重一起进餐，即使在学校午餐，也是非常正式的三道菜，包括头盘沙拉、主菜和甜点。法国人花费很多时间一起进餐，其肥胖发病率在欧洲却几乎是最低的。利物浦大学的研究表明，独自在电视机前进餐的人平均会多吃掉四分之一的食物。
坊间有一句名言：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我们中国人也是喜欢聚餐的民族，哪怕是在公司食堂就餐，大家也会三五成群地边吃边聊，这种活动能够大大地增强同事之间的亲密感，在工作中营造出类似家庭的氛围。工作之外的聚餐更是朋友之间维系亲密感的重要交流方式。
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是将亲朋好友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平时在不同城市打拼的亲人，农历新年的时候会尽可能地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这是中国人生活中最热闹、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分享食物令人愉快，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聚居则给人们带来更重要的安全感。千百万年来，人类在和自然环境的残酷搏斗中，就是靠着群体的智慧与合作，战胜了洪水猛兽，顽强地生存到了今天。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大型国企的生活区中，习惯上称作“单位家属院”。这个几千人的院落中有完整的生活设施，医院。很多家庭中两、三代人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彼此之间就像亲戚一样熟悉，来往密切。
在这个大院里，想找人帮忙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谁家临时把年幼的孩子交给别家托管两三天，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某家急用钱，找人周转一下基本不用打借条。因为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大伙儿如同一家人，一个人如果信用崩塌了，基本无法再次获得帮助，所以相互之间几乎都是不设防的状态。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深圳，在这座流动性极高的城市里，同一小区里的都是陌生人，随时可能搬走。邻里基本不往来，即使是同一层楼的住户，见面点个头都算是熟识的了。同事之间除了工作也很少有交集，下班以后各自匆匆奔向城市的角角落落。
高流动性给人们带来很多发展机会，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高墙。彼此合得来的朋友，一起吃饭健身可以，借钱最好免开尊口。人与人之间不过是竞争和临时合作而已，长期稳定的关系基本不复存在。
最近这几十年，中国从一个低流动性的传统人情社会，转向为高流动性的陌生人大规模合作的社会类型，这些转变给中国原有的社会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引起大量诸如人心不古、人情冷漠的感叹。
本书作者麦克·维金生活在丹麦哥本哈根，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几个北欧国家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几个国家，人们即便无所事事也不用担心温饱、医疗、教育费用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压力相较于中国要小得多，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也更容易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份收入。
在哥本哈根，公司员工可以拒绝下午四点以后召开会议，因为他们要去接孩子放学；准备迎接新生命的爸爸妈妈可以共同享受长达52周的孕产假；上大学的年轻人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还可以每月领取一笔不菲的补助……这样的福利*策，使我们很容易联想，丹麦是不是不存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种种问题？
但是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使在丹麦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面临着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着丹麦的传统社会结构，丹麦也在探索如何重新将人们凝聚在一起。那么，丹麦进行了哪些有益的尝试？对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启示？
四、高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大规模移民潮的出现，人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家乡涌向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的春运就是移民规模的一个很直观的体现。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共运送旅客3.57亿人次。假如让这些人排成一队，每人在地面上占用半米见方的面积，这个队伍的长度足足可以绕地球赤道四圈半！
移民之所以要在春节“回家”，是因为家乡带给了他们归属感，这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积淀下来的，“故乡”有他们的亲人、朋友和永远抹不去的回忆，恐怕要第二代移民才会将现在的居住地视为心理上的“家乡”。
第一代移民注定要承受“背井离乡”带来的心理焦虑，这种焦虑和归属感的缺失是导致经济发达地区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比中国更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已经在缓解这类社会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丹麦。
在提升城市居民凝聚力方面，丹麦尝试了“共同住房”，它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共同住房是围绕在一个公共空间的周围，公共空间包括一个花园、一个公共厨房和就餐区，每个家庭有自己单独的居住空间和厨房。
共同住房的设计初衷是将社群交流和保护隐私有机结合起来。在作者列举的一个典型的共同住房中，有16户家庭和20个孩子。这些家庭在周一到周四由成人轮流做饭，只收取极低的费用，互相照顾孩子，过着和中国传统大家族非常类似的生活。
这样的共同住房中还有公用菜地、运动场、活动室和备用客房。这种布局使这里的居民几乎不用考虑请保姆，家里来客人也无需住旅馆，孩子们总能找到玩伴，家长们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
共同住房的理念不仅在丹麦获得了极大成功，在全球范围内也受到热烈追捧，尤其在加拿大、澳洲和日本，变得越来越流行。对于那些希望为孩子寻找玩伴的家庭，以及害怕孤独的老年人，共同住房对他们格外具有吸引力。
共同住房需要特别的规划设计，预留出大量共同空间，而对于居住在普通街道的人们，是否也有可能将街道变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呢？
一个移居澳洲的加拿大女孩莎莉，怀念家乡邻里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决心改变自己所在的街区。她邀请邻居参加自己主办的环境教育课程，并询问邻居们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成本，你希望我们的街区发生什么变化？”
大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一个10岁的孩子希望有一个滑板坡道。一位邻居提供了材料和技术，使滑板坡道成了最先实现的愿望，街边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莎莉建立起一个登记簿，除了邻居们的姓名电话等常规信息外，还登记每位邻居拥有什么技能，能为大家提供什么帮助，或者需要别人提供什么帮助。通过这个登记簿，三位想学唱歌的女士和一位前合唱团成员组成了街道合唱团。
这个登记簿极大地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人们可以轻易地从某位邻居家借到工具，在街边开辟出菜园。种种措施使得邻里关系得到极大改善，比如莎莉家里被盗后，邻居们纷纷前来慰问，提供各种生活物品和现金，帮助莎莉一家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小王子》中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先不要一批人来搜集木材，不要指挥他们做这做那，而是激发他们对大海的渴望。”
莎莉的行动很好地实践了这段话，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对理想的生活环境的想象，很多想法并不难实现，比如那个孩子想要的滑板坡道。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他们不知道如何建造这个坡道，请人施工则要花很多钱，也不清楚邻居是否会反感孩子们在街上玩闹。有了这样一个大家能开诚布公地交流的渠道，就会发现，原来这个想法也是其他很多孩子的想法，而正好有邻居有建造坡道的材料和技能，于是孩子们的愿望就实现了。
在高流动性的城市中，人们之所以对自己居住的街区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只是匆匆过客，没必要在一个临时落脚点花费很多心思；或者即使自己买了房子准备长住，想到邻居中很多人也只是临时住户，自己感兴趣的事别人未必有兴趣，于是就放弃了改变环境的想法。
其实对城市居民来说，即使是所谓的临时居住地，也往往短则几个月，长则若干年，假如环境不如意，邻里关系淡漠，也很难生活愉快。改善居住环境是每一个人的需求，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让大家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相信很多人会愿意一起为改变环境而努力。
国内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国外的社区情况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措施很难借鉴。比如国内大城市的小区规模往往比较大，成百上千户，与上述例子中几十户的规模完全没法比，邻里之间交流起来要困难得多。很多人认为，反正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也就懒得去认识了。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大数量人群的交流提供了更多便利，比如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