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去世了。
对，是金基德，他去世了。直到现在，我还没反应过来。
11日，韩国导演金基德因新冠肺炎病逝傍晚坐公车回家，经过一片陌生的城区，但见一排楼房漫长无边，仿佛把暮色也拉长拉稠了。楼房下，是同样漫长无边的护城河，河水像一面平整的镜子，不动声色，便把城市翻了个个儿。两座城市在我眼前闪烁，一座被实线包边，一座镶着虚线；暗淡的蓝，微薄的橙黄，交叉着铺在灯火零星的楼房后；在蓝和黄的过渡处，那些无名的颜色已渐渐褪去。
冬天太长，黄昏太短。我想到都柏林的黄昏，也是这般低声飞驰。鸽子、街道、背着乐器的男孩……关于都柏林的点滴，竟都在北京的薄暮里，轻轻地漾在我心头。记得去年在都柏林，女友雪菲买过一张冰箱贴，上面印着王尔德的名言，Weareallinthegutter,butsomeofusarelookingatthestars（我们都身处阴沟中，但有一些人在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我的高中好友豆浆也曾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而现在，我已抵达又离开了王尔德的城市。
到家，已是华灯初上。冷。温了一碗黄酒，独酌片刻，手脚回暖。饭毕，时针指向七点，坐在地毯上，就着台灯打发微醺的一夜。
波导在群里发来消息：“韩国著名导演金基德因新冠肺炎并发症在拉脱维亚去世。我靠！”
胡老师立马接话：“卧-槽。”
金基德金基德？!我连忙上网搜索消息。这条新闻刚出炉，没见几个媒体报道，没准是误传呢？这样想着，我便在群里回复：“《收件人不详》多好啊！”是啊，《收件人不详》，一把绝望的刀子，我心里说。
一瞬间，金基德的电影在我脑海中飞快地回放着。上高中时，隔壁班的男生Z对我说，你去看金基德的《空房间》吧。我说好。那个暑假我看了《空房间》，听了雷光夏的《发光房子》。Z是我老乡，读理科，写一手漂亮的字。那时，我们总爱在网上断断续续地聊着。和我一样，他也读昆德拉，杜拉斯，喔想起来了，他最爱村上春树。我们也会互相借阅，交换手头的诗集和小说，除此之外，倒没什么私交。有时在教学楼走廊上碰到，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每每这种时刻，Z反倒拘谨起来，脸红，不安。哦对了，Z现在哪去了？不知道，多少年没联系了。
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蓦然回首，才发现已各奔东西。那年看完《空房间》，我对Z说，有特点，主人公都没什么台词。Z很高兴，我们继续讨论，一致认为：因为台词少，心理空间才大，许多潜意识才能摆脱语言的束缚，呈现在银幕上。后来上了大学，我和Z在不同的城市。他有一次在网上对我说，最近在弹吉他，练朴树的《那些花儿》，下次见面要弹给我听。记忆中，我并没有听到他弹这首歌，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空房间大学期间，我几乎看完了金基德截止到那一时段的所有影片。看金基德的电影，和看荒木经惟的摄影一样，在我那个年纪，是顺理成章的。与它们接触，是自然而然的；对它们的喜爱，亦是自然而然。这些艺术作品中飞溅着矛盾与冲突的力，一切美丽而残酷，一如奔突而迷茫的青春期。
那时，朋友忘尘也会找我聊金基德。我们是昭一中的校友，其实只见过一次面，那还是在他毕业后，有一次回昭通，我们去青年路喝了口口粥。在此之前，我们已在昭一中的论坛上相识，因为聊得来，就一直保持着联系。虽只有一面之缘，但内心的某些方面，我们挺像的。比如他也爱姜昕的《野罂粟》；比如除夕之夜，零点的烟花礼炮开始轰鸣，别人都在发祝福短信，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给对方发信息，说在烟花的盛宴之下，却觉分外孤独。过了几年，忘尘似乎没那么抑郁了，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他开始走出家门，用脚去丈量西藏的雪山，在朋友圈留下了一帧又一帧雪域高原的照片。我们的联系，也像很多老朋友那样，渐渐地少了。
看金基德，还有一个动力——我的好友老梁，他的硕士论文做的正是金基德电影研究。我们曾不厌其烦地谈论金基德。《坏小子》讲恶。《坏小子》中，没有一个人不恶，人既是恶的施加者，又是承受者。大学女生偷东西，本是一种恶；而更大的恶又让她成为受害者，她所受到的伤害，远多于自身的恶。比恶更可怕的，是人对恶的屈从，人接受了恶，乃至主动成为恶的帮凶，去制造新的恶。金基德的另一部电影《漂流浴室》，有着令我难忘的暴力诗性。直到现在，我还能忆起女主角浮在水上的画面。在我看来，这部影片还蕴藏着一种神话原型的调子，即“归隐”；世上本没有桃花源，金基德却要固执地创建出一个现代桃花源。
漂流浴室在《漂流浴室》中，他希望人的身体能从属于自然，回到桃花源，但人的心呢，或许只能继续漂流吧？话说回来，看到新闻后，我想起上次和老梁聊金基德，至少是十年前了。前两年，他全家来北京，我们见过一次。我大学毕业时，他女儿刚出生，及至上次再见，已长成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了。老梁为人正直，忧国忧民，因此对于他女儿，我难免会带入对他的印象，潜意识里觉得，她该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的；不曾想，这小女孩竟是如此活泼开朗，宛若一朵生气勃勃的向日葵，我真希望她会永远这么快乐下去。前不久老梁又在说，今年春节，他准备自驾回山东老家，希望途中能和我碰个面。
相信很多人看金基德的电影，最初都会被其暴力美学迷住。众所周知，暴力，是金氏电影抹不去的元素；而暴力所指向的，其实正是人性恶。不管是自残还是他虐，金基德最擅长使用那种坚硬冰冷的、令人生理不适的暴力道具，但对艺术创作来说，这明显不够，无非是一种青春期的策略。再往后，形式层面的暴力开始让位于伦理层面的残忍，《圣殇》《撒玛利亚女孩》都在探讨复杂的伦理机制，将触角顶到道德伦理的边缘。
有意思的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对金基德电影没有从前那么着迷了。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他电影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就以暴力为例，金基德是一种，昆汀又是另一种。金基德喜欢在皮毛上表现暴力，制造“暴力的形式感”；昆汀的暴力美学则有更强的社会/公共属性，且充满想象力。关于暴力，以及暴力背后的人性恶/原罪，金基德的观察似乎总缺了一小块，这一小块偏偏又是极为重要的。《春夏秋冬又一春》有一个精彩的开头，随着故事的发展，“一小块的缺失”愈发明显；叙事也越来越让人失望，不像同样是以暴力开头的《上帝之城》，能一直吸着你的注意力。用老梁的话来说，金基德的电影就是都不够味，总欠点火候。
金基德被咪兔后，我和朋友们都很失望，存在我心中的一部分疑问也豁然开朗。我意识到：他的内心一定有某个深渊，他必须与之对话，而它过于强大，有时逼得他不敢直视，因此他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法。老梁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并没有深入地思考过金基德的心理世界，其实金氏电影中的暴力、紧张、绝望与无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心理问题的隐喻性外化。对老梁这一观点，我深表赞同。
绝望太多了，才会有《时间》里软弱的突围，和不出意外的溃败；才会有《莫比乌斯》里的阉割焦虑和焦虑循环；才会有种种看似张牙舞爪、实则无奈费心的“包装”。这么一想，我反倒觉得金基德年的《收件人不详》真是一部好电影，至少它有较为可靠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对暴力的表现亦非无意义的凌空与高蹈。换言之，其形式贴住了意义，二者之间没有虚伪做作的真空地带。贴着批判现实主义走，金基德让自己的思考着了陆，并发出深沉的呼吸。
不管怎么说，金基德曾在我人生的一个阶段有过重要的位置。即使我后来对他进行了一再的祛魅，也必须承认他的才华。尤其是在亚洲的土地上，他贡献出了宝贵的经验。当东亚思维与西方影响相碰撞，金基德抓住了其中的电光火石，他既立足于本土，又在看向世界。遗憾的是，对他抓住的火花，我们至今未能彻底吸收。
收件人不详我还想再喝一碗酒，脑子很乱，就拉拉杂杂地想到了这些，写下的竟像是日记。到晚上九点多，我再看朋友圈，满屏已是悼念金基德的消息。年走了那么多人，几位诗人朋友也离开了人世，我还保留着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