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传灯人线上分享会邀请了译林出版社编辑、“伯林文集”统筹人陶泽慧为读者分享：“观念的力量如何影响世界？——以赛亚·伯林的人生与学术”。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欧美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也是观念史领域的先驱，他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和多元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现代生活的一块基石。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也是一位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生活的行动派思想家。他曾在二战期间出使美国，负责为英国政府撰写舆情报告，并得到丘吉尔的赏识。他创办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使其成为剑桥最活跃的研究生院之一。他本人便是观念影响世界的最佳典范之一。在当天的活动中，陶泽慧从伯林的人生和他最重要的思想出发，探讨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用人生来证明他的理论的。以下是分享内容的整理。
沃尔夫森学院内的以赛亚·伯林像长久以来，我便对思想和观念的历史感兴趣。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王国兴衰，朝代更替，人类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历史，总给人以一种循环的感受。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进步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其中有没有观念和思想的成分？而在西方梳理人类进步历史的各种流派中，观念史或者说思想史是其中相对晚近却拥有强大解释力的一个分支。它审视人类思想和群体观念的改变，从中梳理出脉络，并观察人类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出今天的思维。谈到这个流派，就必须要提一个人物，那就是以赛亚·伯林爵士。伯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学者，曾经有人评选过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成就，其中最重要的著作评给了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最重要的论文则评给了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伯林的主要学术成就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可以说是继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之后，自由理论的最重要发展。伯林对自由的两种形式的辨析，不仅帮助我们以更为具体和实践的方式看待人类的自由，也帮助我们看清了现代社会对于自由的诸多滥用形式。
第二，他是多元主义的最重要推手。伯林始终认为，人类的社会是极其复杂，没有定论的，所以他始终警惕那些用单一理论来解释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思潮。他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觉得美好的事物，本身可能存在冲突，而我们需要学会认识这种本质上的不调和，并且以更包容的态度去看待这种冲突。
第三，他写下了非常多的精彩的观念史作品，对浪漫主义、启蒙运动、俄国思想阶层以及犹太人的思想历程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论述，帮助我们看到了这一场场思想运动和嬗变是如何渐渐成型、发扬壮大，并遭到反对，得到反思。
接下来，我将从伯林的人生履历讲起。他是一个阅历丰富、交友广泛的人，我想，听完他的人生经历，你可能会更容易明白，他是如何发展出他的学术观点，以及我们能够从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得出什么样的宝贵经验。
以赛亚·伯林的人生
以赛亚·伯林生于年，死于年，他的人生跨越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他在临终前不久，曾经接受过BBC的采访，被问到他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他回答说，20世纪的人类可谓多灾多难，经历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以及无数苦难，但是他也见证人类创造了无数天才的智力成就，他认为自己度过了堪称丰富的人生。
以赛亚·伯林伯林曾经说过自己的人生有三条主线。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终身都认同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其次，他的童年在沙俄度过，他对那片土地和那个民族的智识和命运都有着深深的关切；最后，他在英国接受教育，得到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熏陶。正是他人生的这三条主线塑造了他的思想和观念。伯林出生在俄国的里加，也就是现在拉脱维亚的首都，他的父亲是犹太木材商人，后来因为一战的爆发，他们举家迁徙到圣彼得堡。伯林从小就像其他犹太人那样，在自己的祖国过着一种旁观者的生活，他在自家住所的阳台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那个时候的他可能还不明白这些红色运动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当他后来回到苏联，看完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他会跟这些思潮有着更为深入的接触。
在他11岁的时候，随着俄国反犹主义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犹太人在俄国的处境也越来越糟糕，他的父亲通过各种方法，将家人送到了英国，后来自己也搬迁到英国，在这里安顿下来。
以赛亚·伯林的大部分学校教育都是在英国完成的。伯林非常非常聪明，他轻松地考上了牛津大学，一路开挂，在哲学系还拿了最荣耀的约翰·洛克奖；毕业一年就在牛津当起了老师，并且入选了牛津最厉害的全灵学院，成为第一个入选该学院的犹太人。这对于一个年轻学者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全灵学院是当时牛津最精英的学院，只对最优秀的学者开放，条件苛刻，考试严格，要求掌握好几门外语。所以伯林入选全灵学院的事情还登上了《犹太纪事报》，成了犹太人的荣耀。其实这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也是很难得的，因为二战前，整个欧洲都有普遍的反犹情绪，英国虽然好一点，也不能例外。而反犹情绪最严重的德国选择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犹太人在当时的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栖身之所。
他在牛津做了几年研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越来越不能忍受远离社会的象牙塔生活，于是他主动请缨，加入了英国外交部，作为外交使节外派美国，负责观察美国政坛和社会，撰写舆情报告。他的舆情报告很受丘吉尔赏识，并且从此成为丘吉尔的朋友。
战争结束后，他暂时仍然待在外交部。年他访问苏联，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不朽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灵魂，阿赫玛托娃为这次见面写下了《诗五首》。他还帮帕斯捷尔纳克将《日瓦戈医生》手稿带出了苏联，使得这部诺奖小说得以面世。后来，英美政府将这本小说的俄语版本，通过广播电台的形式向苏联人民播放，伯林出面反对这件事情，因为首先他不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是为了反对苏联当局，其次，这样将文学作品用作政治宣传是卑劣的行为，而且它将仍旧生活在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置于危险的境地。英美政府的作为将诺贝尔文学奖变得政治化了。伯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他的现实感。
二战后，随着纳粹大屠杀的曝光，犹太人的苦难成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本来不太可能成立的以色列国，也成为了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选项。伯林和以色列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魏茨曼和本·古里安都交往密切，本·古里安希望任命伯林为以色列国外交部部长，却被伯林婉拒了。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个辩论，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要么选择生活在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要么就选择生活在其他国家，放弃犹太人的身份，融入当地的社会。伯林以身作则地驳斥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他遵守很多犹太习俗，并且力争犹太人可以生活在其他国度，并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这是他对全世界犹太群体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战结束后，伯林也渐渐回归了学术群体，始终活跃在教学和学术前线。他发表、出版了众多思想史、政治理论的学术作品，并在此后的余生中将时间都献给了讲学和著述。他在年领衔创办了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出任第一任院长，将沃尔夫森学院扶植成为牛津最多元化的研究所院。他因为著述成就，被先后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在他过世后，《纽约书评》的主编西尔弗斯专门集结了一大批顶尖知识分子，出版了一部纪念伯林的作品，叫《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其中作者包括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阿摩司·奥兹等重要的学者和作家。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伯林一生交友甚广，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在政界，他的朋友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以色列建国元勋魏茨曼和古里安；在学术界，他跟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等一众大咖都有密切来往，所以也难怪，他的人生被他的传记作者叶礼庭称作是一部微型的20世纪史。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伯林主要的学术思想。
两种自由的概念
自由其实一直是人类从古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