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核心内容
哪种文明占领了人们的头脑，哪种文明就能影响他们的行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通过使用八种文明的范式来分析世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如图10-24所示）。
图10-24八种文明在头脑中的冲突
未来学家托夫勒说人类的终极力量包括暴力、财富和知识，文明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它作用于我们的头脑，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文明的冲突可以看成是文明这种力量在头脑空间中的积累效应。世界政治有三大工具，包括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和均势理论，三者分别解决了我是谁，我在哪和我该怎么办的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主要内容。
二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从而资本主义国家互相结盟，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也互相结盟，世界形成了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的两极对立。年3月，杜鲁门主义上台，标志着两极阵营冷战的开始，世界各国面对三种选择，要么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结盟，要么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结盟，或者选择第三种不结盟，整个世界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而使用分析世界的范式很简单，就是你站哪一边？美国和西欧国家组成了北约联盟，苏联和其周边国家组成了华约联盟。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大部分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非洲的部分国家和日本也是美国的盟友。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是苏联的盟友，其中印度也是苏联的盟友。中国的立场由于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发生了变化，50年时，中国是苏联的盟友，60年代中国和苏联对立，和美国关系也不好，80年度中国改革开放，和美国关系好转。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美苏争霸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图10-25所示）。
图10-25冷战时的世界势力分布图
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如图10-26所示）。
图10-26苏联解体为15国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世界最强的两极力量中的一极迅速衰落，那么西方这一极力量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是不是西方力量就会席卷全球，世界最后都会被同化成西方一样的国家呢？
面对两极分析范式的失效，世界需要新的范式来进行分析。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他写道：“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福山认为西方单级的力量将席卷全球，所有国家都会被西化。而亨廷顿则提出了八种文明分析世界的范式，而西方文明只是八种文明中的一种，虽然西方文明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其他文明也有自己的生命力，会延续自己的文明。从历史的进程上来看，福山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的，因为很多国家都没有被西化，而亨廷顿的八种文明则显示出了持久的生命力和预测能力，比如预测西方和中国的冲突，西方和伊斯兰的冲突在现实中都发生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分为5部分进行了论述。我们来分析一下这5部分之间的逻辑。第一部分讲的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也就是对西方单文明世界的否定，世界不会变成单极，世界各国不会全被西化，而是有多种文明共存。第二部分讲的是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西方文明的衰落，其他文明的力量变强，其中主要是亚洲和伊斯兰文明力量变强，亚洲靠的是经济变强而变强，而伊斯兰靠的是多生育而使得伊斯兰变强。第三部分讲的是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相同文明的国家相互靠近，不同文明的国家分道扬镳，这就形成了以文明为引力而形成的文明联盟，类似于冷战时以意识形态为引力而形成的联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相同国家之间互相靠近，类似于化学中的相似相溶原理。八种文明的总体关系也类似于这个原理。第四部分讲的是文明的冲突，因为由于文明相同而形成新的文明联盟，这就使得这个文明的力量大大加强，就可能挑战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假若在第二部分中，西方的文明不衰落，或者其他文明不加强，那么世界还是西方文明一家独大，也就不会出现什么重大的冲突。第五部分讲的是文明的未来，为了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就需要世界领导人维持全球政治多文明的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第一部分讲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给出了几种分析世界的范式，包括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个国家，混乱的世界，其中一个世界的范式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范式，亨廷顿认为这些范式要么过于简单，不能表达现实世界，要么过于复杂。所以亨廷顿在现实和简化之间做了权衡，提出了八种文明的分析范式。八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各种文明之间经历了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三个阶段，而现阶段就是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多文明的体系。书中引用了卡罗尔·奎格利《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中的一张关于文明的传承的图片（如图10-27所示）。
图10-27东半球的文明
这张图片仅仅展示了八种文明中的六种，没有展示出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按照书中的观点，拉美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后代，书中写道：“虽然拉美文明是非洲文明的后代，但它却是沿着非常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道路演进的”。对于非洲文明，这个是有点争议的，因为很多学者认为不存在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所以亨廷顿使用的是可能存在非洲文明。
从文明的演变来看，历史上存在着四个最早的独立的文明，它们分别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这四种文明相互独立产生，这四种文明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相互作用，又产生了多种文明，然后这些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和拉美文明。古印度文明独立发展，最终产生了印度文明，而中华文明也是独立发展，产生了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中华文明一般指的是除了日本文明之外的文明（如图10-28所示）。
图10-28八大文明的分布图
西方文明的范围包括北美洲大部分、西欧和大洋洲的大部分，东正教包括俄罗斯和其周边的一些国家，中华文明包括中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伊斯兰文明包括亚、欧和非接壤的大部分地区，拉美文明包括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非洲文明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印度文明包括印度和其周边的一些国家，日本文明仅仅包括日本自己，所以日本文明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可以对比冷战两极对立的地图，北约和美国盟友基本上包括了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和部分伊斯兰和部分非洲文明；华约和苏联盟友包括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部分伊斯兰和部分非洲文明。中国属于中华文明。冷战和八种文明的分布图均覆盖了几乎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所以任何地区都可以使用这两种范式进行分析，冷战时使用两极范式，冷战后使用八种文明范式。
苏联分裂的15国中，俄罗斯最大，也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剩下的14国中，有的还深受俄罗斯影响，比如白俄罗斯，有的深受西方影响，比如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由于苏联的解体，导致两极中的一极力量迅速衰退，那么西方力量就相对其他文明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并且西方文明将自己的文明看做普世主义，希望在其他国家推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特征包括7个主要方面，分别是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
其他国家面对西方文明，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面对西方文明西化和现代化的优势，不同国家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对于西化和不西化，有两种选择，对于现代化和不现代化也有两种选择，这样就组成了四种选择，可以使用波士顿矩阵进行分析。不现代化不西化是拒绝主义，早期的日本和中国采取的就是拒绝主义，试图阻止任何重要的西化和现代化，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后来被西方的武力打破。不现代化西化是痛苦过程，很多非洲国家就是采取了不现代化而西化，从而走向了痛苦过程。现代化不西化是改良主义，晚晴的中国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提出“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都是改良主义，部分伊斯兰国家也采用了改良主义。现代化西化是基马尔主义，土耳其采用的就是基马尔主义，结果使得土耳其成为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的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是伊斯兰的社会，而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和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及西方化一致（如图10-2所示）。
表10-2西化现代化的波士顿矩阵
书中给了一张关于西化和现代化对应的图，除了这四种主义，还有可能是这四种主义的组合，比如先实行了基马尔主义，后来又变为改良主义，图中的E曲线就是代表这种形式（如图10-29所示）。
图10-29对待西方影响的不同回应
现代化使得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增加，同时也导致了异化和认同危机，这两种原因共同促使了文化和宗教的复兴。
第二部分讲变动中各种文明力量的对比。西方文明虽然在金融和技术等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所控制的领土和人口数量、经济产值和军事能力等方面开始衰落。亚洲（包含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开始崛起，这就使得西方文明所面对的挑战者文明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书中写道：“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移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书中预测的中、印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问题都成为了现实。美国事件是穆斯林好战性的一个体现，而欧洲面临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则是移民问题的体现。
这部分的逻辑比较简单，因为西方文明在冷战后占有绝对优势，其他文明都没有能力挑战西方文明。如果挑战者的能力不增加或者西方文明不衰落，挑战者就没有能力拉近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也就不会出现第三部分“形成新的秩序”，也就不会出现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
第三部分讲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则分道扬镳，这在化学上类似于“相似相溶”的原理。在经济和文化的合作上，有各种联盟，比如北约，南亚合作联盟、东盟和欧盟等。国家经济联盟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四个层次。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的欧盟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在面对西化和现代化上，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和澳大利亚在文明的转变上失败，成为了无所适从的国家。17世纪末，彼得大帝发现俄罗斯比欧洲落后很多，于是就决心使俄罗斯西化和现代化，但是他的西化是建立在集权制上的，后来的列宁和斯大林都是遵循着彼得模式。从而俄罗斯具有了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既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文明，也不完全属于斯拉夫主义。土耳其采取了基马尔主义，既西化又现代化，它希望加入西方文明。土耳其后来加入了北约，但是在加入欧盟上困难重重，因为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欧盟担心开放边境后涌入大量伊斯兰移民。墨西哥开始执行的是向美国利益挑战的政策，后来又执行了基马尔主义。但是墨西哥的核心是印第安文化，是非欧洲的，所以它并没有西化成功。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国家，因为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澳大利亚希望脱离欧洲，成为亚洲国家，但是也没有成功，因为它和亚洲的价值观等不同。
拉美文明、非洲文明和伊斯兰没有核心国家，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法国和德国，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是中国，印度文明的核心国家是印度，日本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日本，东正教的核心国家是俄罗斯。由于“相似相溶”的原则，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然后核心国家的吸引力更大，就形成了围绕核心国家的文明同心圆。
西方文明有2个核心，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欧盟的法国和德国。美国的圆最中间是美国，然后是北约，接下来是准备加入北约的国家。法德同心圆的核心是法国和德国；第一层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第二层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第三层是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第四层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如图10-30所示）。
图10-30西方文明的双核心同心圆
东正教的核心国家是俄罗斯，第一层是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和亚美尼亚；第二层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第三层是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第四层是前苏联穆斯林共和国（如图10-31所示）。
图10-31东正教同心圆
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是中国，同心圆最内部是汉族省份；第一层是非汉族身份：西藏和新疆；第二层是华人社会：香港和台湾；第三层是华人国家新加坡；第四层是华人居民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包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第五层是儒教影响的非华人国家：南北朝鲜和越南（如图10-32所示）。
图10-32中华文明同心圆
书中写道：“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伊斯兰文明没有核心国家，有可能成为核心国家的有六个，分别是：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书中写道：“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因为本身的种种原因，没有成为核心国家（如图10-33所示）。
图10-33伊斯兰文明的六个潜在核心国家
因为伊斯兰没有核心国家，所以它的内部和外部都容易产生冲突。书中写道：“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
第四部分讲文明的冲突。这是本书的重点。西方在世界推行普世主义，非西方文明进行反抗，从而形成了冲突。书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不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几种文明对待西方文明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较弱小，它们依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是对抗关系；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摇摆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之间。书中写道：“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于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因为这三个核心国家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如图10-34所示）。”
图10-34八大文明关系简图
俄罗斯的摇摆性应该源于俄罗斯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西方性让它向西方文明靠近，斯拉夫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性和优越性，斯拉夫主义让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日本的摇摆性源于日本与强者结盟的特性，一方面它受西方影响较大，容易向西方倾斜，一方面它又是中华文明的后代，让它又具有向亚洲倾向的力量。印度的摇摆性可能源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影响，使得印度人相信不联盟也能成功。
微观层面的冲突是伊斯兰文明和各种文明的冲突，这也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好战性。宏观层面的冲突是西方和亚洲及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书中写道：“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虽然是不同的文明，不存在因为文明相似而相互吸引的情况，但是政治上的共同敌人使得两者合作来反对西方。书中写道：“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到90年代初，出现了以中国和北朝鲜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系”，它们在上述问题上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选择合作来反对西方，实际上不是使用八种文明的分析范式，而是使用了均势派的理论。在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提出了5种权利均衡的方法，分别是：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军备，联盟和权利均衡的“掌控者”，本质就是减少强者的力量或者增加弱者的力量，而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采用的是联盟的方式，亨廷顿将这种联盟成为儒-伊联盟。
有三个问题影响西方的努力，分别是武器扩散、人权及民主和移民，美国对外采取激烈手段时，很多都可以归结为这三个原因，比如年美英联合部队攻打伊拉克，理由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存在了几千年，由宗教和经济发展等多种原因引起，谁统治谁是两者较量的根源。亚洲由于经济的发展，使得其军事和影响力增加，加上与亚洲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引起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书中特别强调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是全面的，书中写道：“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与同日本的冲突一样，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二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在中国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美国同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国的这一利益仍然存在，并得到里根和布什总统的重申。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由于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强度以及实力不同，所以各种文明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来增加实力。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实力较弱，所以是部分依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冲突较重，所以按照均势理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结成了儒-伊联盟，来共同对抗西方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属于摇摆文明，在西方和儒-伊联盟之间摇摆。日本和俄罗斯有北方四岛争端，冲突较大，二者很难形成联盟，而更可能发生冲突（如图10-35所示）。
图10-35各文明组成的世界政治：正在出现的组合
对于俄国和中国的关系，书中写道：“在冷战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中国成功地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牌”。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俄罗斯也可以打“俄国牌”。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将使欧亚与西方之间的均势决定性地向前者倾斜，引起人们像对50年代的中苏关系那样的关切。与西方紧密配合的俄罗斯会为抗衡在全球问题上的儒一伊联盟增添力量，并重新引起冷战时期中国对来自北方的侵略的恐惧。……对两国来说，俄中联系如同儒一伊联系一样，是抗衡西方力量和普世主义的一种手段。这种联系能否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程度；第二，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崛起从经济、人口和军事上威胁俄罗斯利益的程度。”
对于断层线战争，亨廷顿给出了复杂断层线战争的结构，A1和B1是不同文明的直接战斗的，Ad和Bd分别是A1和B1的同文明散居者，分别支持A1和B1；第二层的A2和B2分别是A1和B1两种文明的相关国家，它们对于A1和B1采取支持和克制的态度，A2和B2之间可以进行谈判；第三层的A3和B3分别是A1和B1两种文明的核心国家，它们对于A1和B1采取支持和克制的态度，A3和B3之间可以进行谈判。这是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核心国家也可能直接参与实际战斗。断层线的战争持久，很难真正结束。
书中举了很多断层线战争的例子，比如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之间的战争。书中写道：“在另一场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中，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是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前者是为从后者中独立而战。第二层次参与者是亚美尼亚政府，第三层次参与者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此外，在西欧和北美的大量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争始于苏联解体前的年，于－年加剧，年达成停火协议后平息下来。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则支持亚美尼亚人，并利用它对亚美尼亚人的影响抵制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势力（如图10-36所示）。”
图10-36复杂断层线战争的结构
断层线战争难以结束，结束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一个是非第一层参与者之间的谈判，这个谈判是由第二层或者第三层参与者来进行的，第一层之间的谈判很难终止战争，有核心国家则战争更容易终止。伊斯兰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所以伊斯兰的战争很难终止。书中写道：“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第五部分讲文明的未来。西方文明不是普世的，而是特殊的。书中写道：“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因为西方文明的衰落，为了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给出了建议：“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亨廷顿的建议是，在西方文明内部，加强团结和发展科技来增加实力；对于拉美文明，鼓励其西化而加强西方文明的力量；对于伊斯兰和中华文明，要抑制其军事发展；对于日本文明，要延缓它脱离西方；对于东正教文明，要承认俄罗斯的利益以拉拢这个摇摆的文明。要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干预可能引起全球冲突。建议中没有提对非洲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策略。
对于避免文明之间的大战，亨廷顿提出了三条原则，分别是避免原则、共同协调原则和求同原则。书中写道：“‘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世界政治，也可以用于预测世界政治的走向。有人整理了这本书的十大预测，基本上都实现了，可见八种文明的分析范式非常有效。
预言1：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书中写道：“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中文版序言P2）
美国与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
预言2：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多年历史，而且将继续上演。书中写道：“一些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
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
预言3：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书中写道：“在所有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刻曾发生暴力冲突。沿着伊斯兰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文明间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
预言4：基督教国家一致对外有悠久的传统。书中写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可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预言5：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甚至不如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会走到一起对抗西方文明。书中写道：“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根植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位对手，因此他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样行事。”
预言6：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将在年解决？书中写道：“人口压力与经济停滞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会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压力而言，至年，穆斯林移民可能会大大减少。”
预言7：西方极右势力崛起与移民问题相伴而生。书中写道：“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预言8：国际贸易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书中写道：“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预言9：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墨西哥。在两种文明之间转换失败，成为无所适从的国家。
预言10：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书中写道：“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书中还对通讯行业进行了论述，书中写道：“全球通讯是西方实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讯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通讯是西方势力的重要表现，所以一旦有人挑战了西方在通讯领域的霸权位置，就可能遭受西方的强烈反击，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更容易理解美国和中国的5G之争了。
《可以量化的军事学》全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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