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比较好 http://pf.39.net/bdfyy/xwdt/《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自年开始，每年与一所大学合作，邀请一批语言学者，举办“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年4月，第七届讨论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语言学研究的本土化、科学化与问题化”。所谓“本土化”，是针对消化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而言；所谓“科学化”，是针对中国语言学的悠久传统而言；所谓“问题化”，是从现实语言生活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语言学科的发展。弘扬传统，借鉴国外，提出中国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语言学见解。这是展望语言学研究的前沿与趋势的讨论会。
本文讨论“问题化”的问题：驱动语言学发展的是什么问题?如何在语言生活中发现问题?如何将发现的问题学术化?研究成果如何用于学术发展、反哺社会及学科辐射?
一、问题驱动
学术发展都是问题驱动的，语言学也不例外。驱动语言学发展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类：A.学科问题；B.社会语言问题；C.非学术问题。非学术问题是指职称评审需求、学科排名要求等，追求“学术GDP”成了一种风潮，甚至成为某些学术单位的“治学方略”。这些问题，对语言学从业者可能是真正压身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某些单位乃至全国的语言学的发展。但是，本文不讨论这些非学术问题，把它们留给科研管理者去研究。
(一)学科问题
学科问题是为完善学科而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比如现代汉语语法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曾进行过主宾语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三派主张：所谓的“意义派”，主张在动词谓语句中，施事是主语，受事是宾语；所谓的“结构派”，主张不管是施事还是受事，凡在动词之前的皆为主语，在动词之后的皆为宾语；所谓的“结构与意义结合派”，认为确定主语和宾语,要同时顾及结构与意义。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这个句子，结构派认为主语是“台上”，意义派认为主语是“主席团”。这次争论没有达成一以致结论，但深化了对于结构和意义关系的认识，推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1]。
再如，年，乔姆斯基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Hauser、Fitch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语言能力:它是什么,谁拥有它,它是如何进化的?》[2]。年，Pinker和Jackendoff这两位生成语法学派的主将，在《认知》杂志上联合发表文章，对生成语法学派的领*人物乔姆斯基等人年的那篇文章提出批评。同年，《认知》杂志(第97期)又分别刊登了乔姆斯基等人对Pinker和Jackendoff观点的反批评[3]，以及Jackendoff和Pinker对于该反批评的评论[4]。论辩异常剧烈，各自都引用了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生物学等许多跨学科的数据与观点。但争论的焦点在于语言能力是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如何体现人类进化适应的特征等。这些争论属于语言能力“天赋论”内部的争论[5]，也是属于学科问题的争论。
(二)社会语言问题
语言是社会、个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在语言的应用、学习及语言的生态关系中，会出现各种语言问题，社会和个人也会有各种语言需求，群体和个体都需要具备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人生事务的语言能力。这些问题，统称为社会语言问题。
语言学是在研究社会语言问题中兴起的。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