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必须要认真回应与努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不是个伪命题，“中等收入陷阱”有规律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衡量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指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现实与理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剖析，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收入问题，而且并不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跨越了这一陷阱。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跨越这一陷阱的路径与指标不仅要遵循一般规律，也要区别于西方国家，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中流砥柱意识三者的“化学反应”，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强起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求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不仅要跨越各种陷阱，还要引领发展的先进方向，充分展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四个自信”最本质的是文化自信。
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对近代以来基于工业文明的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遇到的问题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人们沉迷于工具理性，只在事实的范围内崇拜科学主义，而忽视了对人文主义的追问。“强者通心”，要用发展之“道”去统率增长之“器”，才不会被泛滥的工具理性所左右而迷失方向，才能够使发展更加具有意义和价值。因此，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工具理性的视角，更要有价值理性的分析。前者意味着发挥生产、技术、标准的最大效用，后者则强调人文、价值、伦理的重要性。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进技术的驱动，更离不开优秀价值的掌舵。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跨越这一陷阱的路径与指标不仅要遵循一般规律，也要区别于西方国家，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中流砥柱意识三者的“化学反应”，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强起来”。
一、理论框架：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八个更”是物质诉求与精神诉求的结合，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学者，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核心思想，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韦伯将哲学的“理性”概念改造为社会学的“合理性”概念，并将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是指行动只追求功利的动机，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后者强调动机的纯正，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意图，是绝对地遵从某些价值信念而行事的行为。研究人类史，人类进步是由感性向理性不断转型的过程，合理化过程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就是工具理性的扩张。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总结了工具理性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形成于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之上，二是以定量化、形式化等自然科学模式来衡量知识，三是以实用目的出发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四是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
推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名人大家不止韦伯一人。亚当·斯密的巨大影响来自两部著作，一部是年问世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是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无论外界对《国富论》如何地推崇，斯密本人似乎更加重视他的《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富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工具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