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年至年的变化。因为这一时期最能代表“高度全球化”的影响，该时期的数据已经整合得非常好，并且可比性最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获得年到年的新数据。几乎可以说，这个紧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短暂时期是上述全球化趋势的延续甚或加速，不过这种延续体现为一种转向。
—年，全球中产阶层的增长趋势更加强劲。与过去20年一样，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这三年仍有高速增长。—年，中国城市人口平均收入翻了一番，农村人口平均收入则增长了80%，促使全球收入在中位数附近基本上都高于—年的水平。因此，全球中产阶层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和确定。另一方面，富国增长的停滞不仅意味着这些国家中下阶层的收入持续停滞，并且停滞的状态已经渗透到顶层。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也没有增长，这就是为什么C点保持在和年相同的位置上。
金融危机对全球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令人意外。尚不清楚的是这场危机（通常被称为全球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史上的意义有多么重大。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全球”二字是一个误称，因为增长减缓（或经济衰退）只会首先影响富裕经济体。大西洋经济体正处于衰退之中。其次，国家层面的收入长期演变趋势并没有被打断，依然处于有利于亚洲而不利于欧美的经济重新平衡的进程，危机只是让其更加深入。因此，危机并没有阻止这种趋势，而恰恰相反，它强化了已经存在的趋势。
再次，这种再平衡与全球个人收入的分配有对应关系，因为它改变了全球收入分配的形式，将其从明显的双峰分布（收入极高和极低的人较多，但中产阶层几乎没有），变成中产阶层更多。这使得全球收入分配现在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当然，现在全球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同一个国家收入一样，但在年（或年），我们肯定比年更接近这一趋势。这个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得到了加强。
年和年世界人口按收入水平分布的情况，这很明显地展现了全球中产阶层的出现以及全球收入分配中两个山峰的缩小（扁平化）。有趣的是，若根据人们所生活国家的人均GDP描绘世界人口分布情况，那么“中空”依然是最主要的特征。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对比表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从平均收入看依然是贫穷国家。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波幅大且向右倾斜，这说明现在已经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人口正在填补这两个山峰之间的空隙。
中国的收入演变也是全球变化的象征，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增长是所有国家中最快的，增长覆盖的人口也是最多的。根据年的家庭调查数据，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一些欧盟成员国。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以PPP计）比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或立陶宛更高。在年，中国人均GDP仍然低于最贫穷的欧盟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但是差距不到30%,如果按照目前预测的增长率，当读者将这本书捧在手中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毫无疑问将超过这几个欧盟最贫穷的国家。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虽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但19世纪末它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两倍。另外，我们预期中国的增长速度将比欧盟核心国家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即便中国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其平均收入也将在未来30年[14]里赶上欧盟的平均水平。这或者是人类历史上最短时间内实现的一次财富大逆转，或者恢复到数个世纪前欧亚大陆经济分布特征模式：两个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可能重新登顶，一个面向大西洋（西欧）,另一个面向太平洋（中国）,而欧亚大陆腹地则最低。所谓“欧洲半岛例外主义”即将结束。
另一种审视过去数十年收入变化的方法是将美国收入分配中处于较低水平的人均收入与中国城市中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十分成熟，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将美国城市人口与中国城市人口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年至年的追赶相当明显。实际收入差距从6.5比1下降到1.3比1。（其实这个追赶也可以通过美国和中国收入分配的其他部分来说明，但这个例子更引人注目，因为两国的收入水平正在变得相近。
如果我们使用美国收入分配中处于较高的部分进行比较，那么差距仍然很大。）毫无疑问，人均家庭收入差距的减少对应于实际工资差距的减少。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全球前1%群体的收入增长在—年表现突出，但在—年却变得暗淡。原因很简单：全球前1%的大多数人都属于富裕国家的高收入阶层（例如美国人中的前12%属于全球前1%），他们的收入增长已经放缓或被金融危机扼杀。鉴于人们对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收入人群的兴趣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