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时期的曼扎拉事件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如果事件的过程揭示出了右翼分子在进行一场的尝试上是可怜无能的，那么它的后果却显示出，如果哪位正直的官员仅仅为了维护法律便鼓足勇气就坚持反对威胁和恫吓的举动，是多么容易遭到暗中的破坏甚至是毁灭。
斯托尔贝里的决定并不代表他要在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到了年，他变得不愿反对斯文胡伍德。国防部长的弱退缩、因年政府强令其解决与白卫军有关的危机而选择自杀的人、年被一个不满的激进分子谋杀的进步党的内政部长，这些可能都要归咎于来自右翼的压力。而其他人，就如年到年的总统劳里·雷兰德（LauriRelander），甚至是卡利奥总理，都简单地选择了向压力让步。
年夏天，看起来“拉普阿法则”已经代替了芬兰本国法律，官方看起来既没有力量也不愿意阻止大量肆意殴打和偶然发生的乘车逃往边境事件的发生，那里也是那些不幸受害者被抛弃的地方。当卡利奥向县长们下令以阻止共产党报纸出版的时候，他自己便违背了宪法。在斯文胡伍德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有着不少疑点：议会中最大党派，宪法体系及其合法性最坚决的捍卫者，也被拒之门外，即使当它的成员和财产受到抨击的时候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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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们的游行正在策划之中时，人们自然想到了“向罗马进军”，波的尼亚最大的农民党报纸的编辑，阿尔图里·莱诺宁（ArtturiLeinonen）的话“那人在哪儿，那帮家伙又在哪儿”，在新议会大楼仍未完工的围墙外持续不断地回响，令人感到不那么舒服。然而，在自夸和豪言壮语之后隐藏的是众多严重的弱点。用“运动”一词来形容拉普阿现象，从秩序角度而言未免评价过高；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左右摇摆、思想散漫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打算。
农民维赫托里·科索拉可能已经被那些将他看作是“芬兰的墨索里尼”的人用阿谀奉承包围了，但是他一遇压力便靠酗酒打发的习惯，以及让人诧异不已的政治上的幼稚，排除了他作为正式竞争者承担这份“强人”工作的可能性（曾有人报道，在一次喝醉后，他被问到：“嗨，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独裁者？你是那种不需要遵守法律的家伙吗？”）。然而，在波的尼亚，科索拉和他的伙伴们被认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并成功挫败了当地农民党领袖们试图对他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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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
可是，从长远观点来看，拉普阿运动的过分行为以及不可预测性将农民党人推进了宪法和民主守护者的行列。拉普阿运动对于议会各种权力加以限制，包括：仅仅赋予那些夫妻双方都已经直接缴纳两年国家赋税的人以有限的选举权，多数选举制，将议会席位削减到个，把会期缩短到一年只召开2个月，并威胁会剥夺那些支持农民党的小农们的权力和利益。拉普阿运动的参与者可以被看作是手边的一根棍子，可以随时用来教训左派那些制造麻烦的家伙，但在选举的时候，这些农夫们却又变成了农民党人，尽管他们怀疑由党派创始人桑特里·阿尔基奥（SanteriAlkio）所提出的那些关于理想农村的设想早已被那些穿着时尚、一心谋权的政治家们放弃了。
拉普阿运动没有把握住经济危机的机会，这场危机对那些深陷债务的小农们打击尤其严重。当时，针对驱逐行动以及取消赎回权的威胁，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兴起，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方面，他们并没有获得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成功，在联络工人阶级方面也没有什么进展。工业家们迫切希望击败那些似乎将拉普阿运看作是年白色芬兰精神复兴的工会组织和爱国者们，而它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
随着共产主义梦想在芬兰的破碎，拉普阿运动也就失去了对那些从前的支持者们的吸引力，面对不断出现的不法行为，他们感到害怕和窘迫，担心这将威胁到芬兰在大英帝国那里的名声，而英国是一个对芬兰的出口贸易非常重要的国家。斯文胡伍德作为一个风云人物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拉普阿运动的命运，他以现存法律坚决的拥护者而闻名。同时，看起来绝大多数的选民都选择了将选票投给在总统选举中那些反对拉普阿运动的候选人和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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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尽管相对于听从全体选民的意愿，他更愿意在舆论上将自己与拉普阿思潮结盟，然而当拉普阿委员会随时准备将整个国家拉进战争的时候，斯文胡伍德已经准备好绝不让步。在经历了一场面对俄国的自由之战并获得重生之后，那些仍然抱有渴望的激进主义阴谋家们，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来讲，更像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而非一个严重的威胁。用秘密警察头子的话来说，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从未进入过政府，但由于某种原因，仍然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