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愿北京报道4月1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表了《老龄化、储蓄率、养老金》为主题的演讲。郑秉文认为，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投资下降将影响经济增速，这在中国是一件大事，因此要大力发展养老金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郑秉文介绍，年我国65岁人口占比超过14%，意味着今年正式进入老龄化（aged），而以前是老龄化中社会（aging），预计到年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对中国经济影响明显，首先就是出生率，去年我国净人口增长才42万，预计今年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也就是说今年可能人口负增长，比联合国此前预测的人口负增长提前了十几年，这是一个重要指标。”郑秉文表示。
对于社保的影响方面，郑秉文介绍，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比进一步提升，年是17%，预计年要提高到25%，年要超过43%，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了，“到那个时候，中国老龄化非常严重，在G7里面只有西班牙、德国、日本几个国家比中国老龄化严重。”
郑秉文进而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其表示，从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我国储蓄率一直在下降，到现在大约下降了七八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表现为其占可支配收入比例逐渐下降，家庭债务攀升，主要表现在房贷、车贷、信用卡三个方面，多家国际机构预测中国家庭债务率非常高。”
“我们现在建立养老金就在最有利的窗口期，我国储蓄率虽然在下降，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是最高的国家之一。”郑秉文表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首先要建立第三支柱制度，具体走什么路径，是“哑铃型模式”还是“金字塔型模式”。“遗憾的是我们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试点不尽如人意，试点近4年，还没有宣布结束，无论是人数还是保费收入，都很小，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郑秉文指出，养老金一方面有助于繁荣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一是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了，有16、17年了，但是很多机构投资者没有长期资金，养老金占中国股市的比例比较少，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0%左右；二是提供长期股权资本，我们国家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与发达国家相比低得多，“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几年来，我们的长期资本更少了，因为资管新规要求你的前台产品和后端的资产一一对应起来。”
另一方面有助于经济发展，从而对冲老龄化影响。一是可以稳定消费预期、撬动消费；二是“离岸”长期资本有助于市场潜力转化为新的业态；三是有助于技术创新；四是养老金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反哺经济。
“养老金是长期资本，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都吸取。现在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资金、资本稀缺，长期资本更稀缺。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挥它的双重优势，而不应该只发挥它的单重优势，仅仅看成民生。”郑秉文认为。
附演讲实录
郑秉文：谢谢大家。本场论坛的题目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我主要研究的是社保，结合社保对题目进行回应，我的演讲主旨是《老龄化、储蓄率、养老金》。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投资下降在中国是一件大事，经济增长下降，这就是它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发挥它的正面影响，人口老龄化要大力发展养老金，养老金对金融的影响、经济的影响是很正向的，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逻辑关系。
第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已经谈了很多，中国老龄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中国的老龄化是非常快的。我这里做一个比较，联合国对老龄化做了一个划分，65岁人口达到7%的时候是年轻的，从7%发展到14%是老龄化中（aging），14%到20%的时候老龄化（aged），超过20%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我国在年达到了65岁人口超过了7%，去年我们超过14%，预计到年超过20%。也就是说在去年之前，这个词翻译的不太对，去年之前我们是老龄化中社会（aging），今年开始是老龄化（aged），到年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从老龄化中到老龄化，中国用了22年，发达国家用了多少年？法国用了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用了73年，美国69年，加拿大65年，日本用了26年。比我们老龄化进程更快的是新加坡、哥伦比亚、巴西，所以中国的老龄化从这些数据来看还是很严重的，记住这个。
谈到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必然要谈到出生率。出生率从放开单独二孩开始，年全面二孩、到三孩，这个历程虽然放开了，但是出生率稍有回弹又下降了，去年净人口增长才42万，今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联合国原本预测的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在年左右，现在提前了十几年，今年很可能是人口负增长了，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从社保的角度讲，退休的人口比上工作的人口，这叫老年抚养比，在年是17%，年要提高到25%，预计到年要超过43%，这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了。到那个时候，发达国家比我们老年抚养比高的可能只有西班牙、德国、日本，在G7里面大概就这么几个国家比中国老龄化严重，剩下的中国都超过了，中国计划生育的结果越来越显现，这就是抚养比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从预期寿命来讲也是这样，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是非常快的，我们预测“十四五”期间能长一岁，这是规律，大约五年长一岁。
第二个问题，储蓄率受到影响正在下降。我们从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现在，大约下降了七八个百分点，每两年一个百分点。现在有国民储蓄率的数据，家庭储蓄率的数据没有。我们用欧盟的数据替代一下，看看趋势是什么样的情况。老龄化将导致家庭的毛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比例是逐渐下降的，家庭债务是攀升的。我还查了世行、欧盟、OECD中关于中国的预测，这个预测指出中国的家庭债务率是非常高的，主要表现在房贷、车贷、信用卡三个方面。
我们现在建立养老金就在最有利的窗口期。第一个有利的地方，我们的储蓄率虽然在下降，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二十年前年前后一两年，欧盟在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担心，就是一旦建立了养老金的第三支柱，它对储蓄率是有替代效应的，怕储蓄率降下来。我们一直跟踪这件事，欧盟和OECD的结论是，由于统计数据不全，没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看欧盟，欧盟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新欧盟国还是老欧盟国，第二支柱发展了18年，第三支柱还是有好多国家做的不错的，覆盖率还是挺高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这些新欧盟国，比利时、德国等老欧盟国。欧洲以外还有做的更好的国家，新西兰和加拿大，都做的非常好，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可以说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形成了两条道路、两个模式，一个是哑铃型的模式，一个是金字塔型的模式。如果一二三支柱覆盖范围人数一个比一个少，最后第三支柱变成少数人，富有的人能够加入的制度，那么就是一个金字塔尖，它会加剧两极分化。我们追求的是刚才举例的新老欧盟国和其它国家的哑铃型的制度，对于一根支柱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个是可替代模式，一个是附加模式。我们首先要建立这个制度，要确立你走哪条路，往哪儿走？然后看看什么路径，什么困难，有什么特殊国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手段。这就是建立养老金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办法。
为什么第三支柱覆盖率要大于第二支柱呢？因为第二支柱有雇主，第二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主定的、由企业主举办的，没有企业主就没有这个待遇。灵活就业人员的雇主是虚拟的，广大的灵活就业人员有2个多亿，还有广大的自由职业者不可能加入第二支柱，所以理论上讲第三支柱的覆盖一定要大于第二支柱，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重要的一个方面。遗憾的是第三支柱发展不尽如人意，年5月份试点到现在将近四年了，还没有宣布结束，四万多人6亿多人民币的保费收入，覆盖人数很小很小，是金字塔尖。这个问题要如何破解？
第四个问题，养老金有助于繁荣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本。第一点，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了，我们的股市有20多年，机构投资者有16、17年了，但是很多机构投资者没有长期资金。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下，国外大量LP退出。养老金占中国股市的比例就这么点儿，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0%左右。在长期资金方面，我们是需要做非常大的努力的。第二点，提供长期股权资本。我们国家的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相比之下，和发达国家相比，他们几乎没有“长期资金”这个词。中国是计划经济演变过来的，存在这个问题，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几年来，我们的长期资本更少了，因为资管新规要求你的前台产品和后端的资产一一对应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养老金有助于经济发展，对冲老龄化影响。第一点，可以稳定消费预期，撬动消费。中国是没有什么养老金的，在家庭财富当中占比不到1%，而国外都是30%、40%，英国达到60%。中国是房子在家庭财富当中占比达到60%，还有20%是动产，剩下的20%是金融资产，这就是中国的家庭财富的结构状况。第二点，“离岸”长期资本有助于市场潜力转化为新的业态。本土在岸的长期股权资本是缺位的，BAT在20年以前创业的时候，风投都是来自于境外，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发，我们应该发展在岸的长期股权资本。第三点，有助于技术创新。因为有了风投资金，有了股权资金，那么对于一些长期风险高的技术创新，就不仅仅是政府财政进行补贴了。最后，养老金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反哺经济。养老金是长期资本，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都吸取。现在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资金、资本稀缺，长期资本更稀缺。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挥它的双重优势，而不应该只发挥它的单重优势，仅仅看成民生。
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以上是我发言的全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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